在沒有大銀幕這半年我補了不少以前沒有時間看的片。就在影院復工臨近復工前，補看了幾部作家的紀錄片，看完這些紀錄片都有相似的感受。就是作為人物紀錄片，主角人物訪問過程的談吐，文學帶給我的感染讓我忽略了導演在技藝和制作上不足。
其中一部是陳安琪導演的《三生三世聶華苓》。
我是因為看完陳安琪上一部紀錄片《水底行走的人》（2018）才來補回《三生三世》。《水底》兩年前在香港看完首映，我在影評寫到這是我的年度最佳香港電影。如今補回《三生三世》，發現兩者都有某些相似。
首先兩部片都是關於藝術家的紀錄片，其次兩部片的主角都是導演相識多年的好友。兩位藝術家不同的藝術門類，黃仁逵是畫家，聶華苓是作家，但兩人對人生對藝術創作都有獨特的態度。當然《水底》的意外效果是來自黃仁逵的“不合作”，《三生三世》相比就頗為“循規蹈矩”。
因為”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WP）我知道了愛荷華大學和愛荷華城，也因為IWP才知道聶華苓。紀錄片講述聶華苓漂泊的大半生經歷，最後如何在愛荷華定居，和保羅安格爾創立寫作工作坊，這個工作坊如何從最初只是一門大學的碩士寫作課程發展成國際寫作計劃，讓愛荷華城成為聯合國頒發的文學城。
聶華苓形容自己：“根在大陸，幹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這不僅是聶華苓三段重要人生經歷的概括，而且也是民國那一代文人因時代註定漂泊的人生寫照。聶華苓說自己的大半生總是與一個“外”字聯繫起來，在臺灣，她屬於外省人，而在臺灣的外省人中，她又是個“外人”。
聶華苓不喜歡政治，但在她成長的年代左右壁壘分明，不可能不被政治影響。聶華苓1925年生於武漢，年幼時，父親被中共紅軍殺害，在政治取態上她自言不屬於左翼，但她又不是所謂右派，她自言自己是個“中間派”，在她讀書的年代，她親眼看到同學間僅僅因為左右取向不同就加入混亂打鬥，最後發現大家是同宿舍的同學。
1949年，聶華苓隨家人遷移到臺灣，後來加入雷震的《自由中國》當編輯，然而當時臺灣的白色恐怖再次讓她捲入政治。《自由中國》事件後，雷震入獄，聶華苓也受牽連，於1964年移居美國。可以說，聶華苓在年輕時期都經歷過左和右的極端政治理念所帶來的傷害，也正因為這樣，也促使她後來創立IWP要打破這種政治壁壘。
通過IWP，不論這些作家來自是西方陣營還是社會主義陣營，大家都可以盡情交流、辯論，甚至爭執，但最後工作坊結束，大家都會相互擁抱。蔣勳在紀錄片訪問中舉了個例子，說有一位埃及作家和以色列作家來到工作坊，當時兩國在打仗，兩人一見面就吵架，誰都不服誰，但工作坊結束時，兩人都不舍擁抱，並且留下聯繫方式。
1979年，中美恢復邦交，中國重返聯合國，聶華苓非常興奮，因為這樣就可以邀請大陸的作家來IWP。大陸、臺灣、香港三地的作家此前一直處於隔絕狀態，IWP使得三地作家得以首次面對面交流。然而，也正因為這樣，聶華苓又被臺灣列為黑名單。直到09年，馬英九親自代表臺灣當局向聶華苓道歉。聶華苓用IWP打破政治對壘，用文學交流打破雙方的思想爭拗，這就是IWP的意義所在。也正因如此，1976年，世界各國三百多名作家聯合提名安格爾和聶華苓夫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紀錄片還穿插了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的愛情，安格爾1991年不幸在機場忽然病倒去世，影片開始打出本片為了紀念保羅·安格爾。看陳安琪訪問，原本這部紀錄片主要想拍IWP，而且是二十多年前的計畫。不過後來陳安琪返港工作，她在加州結識了成龍，成龍邀其返港，當了《龍少爺》的副導演，後來陳安琪執導了三部長片，之後入了廣告界，拍紀錄片的事就此擱置。
直到08年收拾舊物，陳安琪才無意間翻出安格爾寫給她的信，信上說安格爾授權希望由陳安琪來拍他的紀錄片，安格爾的信讓這個二十年前的計畫得以重啟。陳安琪從09年開始走訪了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訪問那些曾經去過IWP的作家，從他們的講述中獲知更多IWP不為人知的往事。
余華說聶華苓對自己生活很節儉，但對前來參加IWP的作家卻十分大方，宴請來自世界各地作家；莫言幽默地講述在愛荷華期間，就是“聶老師不停地請吃飯。”；遲子建說聶華苓直爽樂觀，紀錄片中，經常看到聶華苓哈哈哈爽朗的笑聲。這也許就是聶華苓面對人生幾十年過來遭遇的種種不幸的樂觀闊達態度。
嬉字閣的墨滴文 